【题目】：中国的劳工调查与研究
【摘 要】：中国的劳工调查与研究逐步从“官府”扩展到学术界和民间。涉及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职工问题。一些研究预设，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劳资对抗和社会冲突。实际的社会后果却没有像预设的那样出现，有一些研究对此进行了比较有解释力的分析。二是，农民向工人转化中的社会问题。一些研究认为，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冲突现象在中国复活了。而另一些研究则分析了问题产生的特殊性，讨论了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国；劳工；调查；研究
【作者】：冯同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来源】：《工会理论与实践》 2004年 第5期
【备注】：2004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作者应邀在成立仪式上发表演说。本文是在演说提纲的基础上写成的。
一、 从“官府”到学术界和民间的研究
中国自古有“学在官府”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之后，对职工状况的调查与研究是从“官府”开始的。1982年，为了判断文化大革命之后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化，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全国总工会及相关产业部门对全国的职工状况进行了调查与研究。[1]在那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把全国职工状况调查的工作委托给全国总工会，大体上每5年组织一次。分别在1986年、1992年、1997年、2002年组织了调查工作。[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调查与研究工作向学术界和民间扩展。社科研究机构、大学的相关研究，从不同方面、不同学科开展起来。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织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职工问题调查”（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的“中国职工心态大调查”（1990年）、中国工运学院（现更名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的调查与研究”（1991年），是最初的项目。[3]再后来，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就多了起来，问题进一步细化、深入，统一的“职工”称谓被“劳动者”、“劳工”等取代。
随着调查与研究的扩展，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机构。清华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SCC），于1999年把劳工研究作为持续研究项目。已经开展了伤残劳工的调查、原深圳致丽玩具厂1993年“11·19”大火受害打工妹的追踪调查、流动劳工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研究、公司的社会责任研究、全球化和市场化与性别研究等。并且，采用了社会学干预的方法。建立于2001年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ICO），是致力于劳工调查与研究事务的公司制民间机构。其业务涉及劳工方面的法律与公共政策、人权、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职业健康与安全、社会性别、公民社会、社区发展、民间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今年3月建立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CLSC），是中国与英国两国大学和学者共同发起的，组织境内外有志于中国劳工问题的专家和学者联合开展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着力拓展中国劳工问题调查与研究的领域和提升其水平。这是正规学术单位建立的第一家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命名的调查与研究机构。其建立具有象征性意义，标志着跨学科的、中外合作的中国劳工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开始起步。
近年来，国内从事劳工调查与研究的人员与境外官方、学术界、民间的合作也有了增加。
目前，中国的劳工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职工中的社会问题。二是，农民向工人转化中的社会问题。相关的调查与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开展。
二、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职工问题
从1984年开始，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历时20年。从承包、租赁，到三项制度改革，再到企业改制、职工下岗分流，又到企业重组、职工身份置换等，出现了职工“弱势群体”(现在也称“特殊困难群众”)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
有一些研究预设，由此将出现通常工业化过程中激烈的劳资对抗，或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多元的劳工组织出现带来激烈的社会冲突等。
事实上，这种预设的社会后果在局部出现了，却没有波及全局。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介绍一些比较有解释力的研究。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Anita Chan博士等人，运用社会合作主义（societal corporatism，又译社会法团主义、社会组合主义）进行解释，认为在调节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劳工问题中，目前统一的中国工会对改革的适应能力，比一般人想象得要更大，不乏活跃与自信。[4]这个研究试图说明，以往中国的国家合作主义在衍化为社会合作主义。从而，揭示了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社会问题的制度背景。
这个制度背景，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多大的空间呢？下面介绍的研究，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诠释。
香港浸会大学陈峰博士，运用道德经济学理论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发生的“工人抗争”，认为其发生的原因一定是出现了生存危机，而由于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成为可以运用的制度资源，也由于政府对这种“抗争”的宽容，多数会得到化解。[5]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如曾经发生在辽宁杨家杖子矿的冲突等等，其化解过程就能够验证上述理论分析。
美国匹兹堡大学唐文方博士，依据企业工人与企业利益联系的直接性，研究工人在国有企业里为什么实行管理参与，认为通过思想发动进行的动员性参与，比通过集体谈判进行的利益性参与，更有实效，也更有利于化解改革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6]尽管，前者源自传统的体制，而后者是新建立的体制。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冯同庆教授，依据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社会行动者的论说，研究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工人的社会行动，认为国有企业工人在历史上形成的自尊，可能成为改革的阻抗力，但在新体制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缓解与新体制阻抗的亲和力。工人的自身利益具有刚性特征，而自尊具有更大的张力。后者使利益矛盾的调节有了空间，可以使之与社会之间进行协调。[7]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爱玉副教授，根据情境理性的界说，研究了改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认为大量的案例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工人的选择是积极的无集体行动，其服从、退出、个人倾诉对行动者个人和企业改革目标而言是比较积极的。这些大量的个体行动的集合，构成了中国社会总体上的稳定，使得改革得以继续推行。[8]
英国Cardiff大学赵明华博士与国内学者合作，根据社会功能论，对中国商船的海员与政委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政委的某些功能在未来时间内有可能弱化，但是它有助于维护船员权益的某些功能是其他职务无法替代的。中国商船上的政委，与西欧商船上的牧师相比较，有着更多的正面功能与作用。[9]
三、 农民向工人转化中的社会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企业、非公有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农民向工人转化中的社会问题。涉及非公有企业工人、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工时、安全卫生、社会保障、劳动争议、突发性事件等等。问题集中在，如何估价这些劳工的处境，以及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相关的研究普遍认为，这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也亟待解决。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描述的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在中国复活了。遗憾的是，较少有人讨论，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些问题的性质，以及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然而，还是有些学者讨论过或现正讨论着，上述社会问题产生的国际环境、本土特征、体制背景等，有益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更好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60年前费孝通先生的调查与研究。在研究他的家乡江苏省开弦弓村的村办工业时，他介绍了同时产生的劳资合作的思想和劳资合作的方式。当时，兴办企业的人，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工业，另一方面实行了合作的原则。他说，这是为了避免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工人受到的损害。他还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给出了这种选择的依据。他说，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10]应该说，费孝通先生的调查与研究，对我们目前认识和解决农民向工人转化中的社会问题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他是从中国农村工业化特殊的国际环境、本土特征、制度背景等方面，来调查和研究相关的社会问题的。
可喜的是，有一些学者的调查与研究，继承了费孝通先生的传统。
浙江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徐小洪副教授，对浙江省特别是温州市的民营企业劳资关系进行了实证调查，认为那里虽然出现了大量的劳工社会问题，其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地缘环境却使那里出现的是“合作式”的劳资关系模式。一方面经济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劳资合作且和谐相处，进入良性循环。由此，可以破解“温州之谜”、“浙江之谜”。[11]
美国Binghamton大学的Mark Selden教授等，从田野调查入手，进入中国的“本土”情境，长时间深入、细微地观察和研究河北省五公村农民从事的商业、工业活动，发现农民不认为出现了阶级性质的剥削，解释了他们愿意近乎“免费”地加班加点的原因。[12]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博士，着眼国际形势的变化，从宏观体制背景切入，详细考察了市场化与农村工业化的关系，认为农村集体在组织和精神上保持的越完整，农民适应市场就越容易，成为市场赢家的机会也越多。[13]这种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独特研究，受到国际学界专家的好评和国内学界专家的重视。
四、 从更宽阔的视野展望中国的劳工问题及其调查与研究
如果从现实去追溯历史和观察未来，上述劳工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问题，相当程度上源于历史选择上的失误。
纠正上述失误，需要转变传统观念，开阔视野。
目前的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开放和改革的时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挑战—回应”模式（意为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的挑战下被动“受激”产生的），已经成为过去。在今天的中国，劳动与资本之间不仅产生了更多的冲突，而且是在谋求更多的合作。
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事实判断与人们价值判断的统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资本剥夺劳动的事实，同时宣示了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判断。但是，当着我们推翻了旧制度，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和建设党的时候，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财富的物质形态）的增长，改善人民的生活。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上，需要实现从“革命论”、“冲突论”向“功能论”、“合作论”的转变。为了实现增加使用价值、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需要使资本、劳动等相关要素都能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需要在劳动得到合理的工资的同时，使资本得到合理的利润，进而增加使用价值的生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显然，剥夺资本的“革命论”、“冲突论”需要转变为合理发挥资本作用的“功能论”、“合作论”。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变化，是从革命向执政和建设转变的需要。同时，已经成为执政党和建设党的政党，也有可能在使资本发挥正面社会功能的同时，限制其负面社会功能。
做了上述分析，并不是无视或回避中国企业劳动关系中不断发生且不断增多的矛盾和冲突。在我看来，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既是问题之所在，又是问题解决的前提或条件。依据市场经济劳动关系理论主流学派的观点，冲突产生的主要根源，并不在于员工所处的从属地位，而在于企业中“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存在矛盾；这些由相互冲突的利益引起的问题，可以依据双方主要的共同利益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将冲突通过各种渠道转化为可以控制的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冲突是不同主体表达利益的一种方式，是建立新的秩序的方式，是保持社会结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方式。[14]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例，如河南郑州造纸厂企业改制中与工人的冲突事件、浙江诸暨市李字集团侵害工人权益事件等等，验证了冲突可以转化为秩序的理论假设。
可以有信心地说，我们有希望运用既符合中国劳工实际的方式，又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式，解决中国的劳工社会问题和发展中国的劳工调查与研究。
[参考文献]
[1]参看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关于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参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1986）[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中华全国总工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工人阶级——1992年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状况调查文献资料集[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1997中国职工状况调查[M].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补：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第五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2002年实施调查）；2007年又有一次调查，据说已经由中国工人出版社今年出版，但尚没有在网上看到相关信息。）
[3]参看杜海燕等.管理效率的基础：职工心态与行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石秀印等.厂情·人情·心情[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冯同庆 许晓军.中国职工状况——内部结构及相互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4]参看Anita Chan.革命乎？组合主义乎？——后毛泽东时期的工会和工人运动[J].当代中国研究，1994，（4）；中国劳工的全球化及其对国际劳工的影响[J].中国劳工研究支持网络，2004，（6）.
[5]参看陈峰.中国的工业改制与工人抗争[J]. “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工运、工会与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
[6]参看唐文方.谁来做主——当代中国的企业决策[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7]参看冯同庆.中国工人的命运——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8]参看刘爱玉.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一项关于无集体行动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6）.
[9]参看赵明华 石秀印 冯同庆.海洋上的社会——中国商船政委与船员的航海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参看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11]参看徐小洪.论劳资关系性质的重新定位——温州私营企业职工对劳资关系认同性调查分析[J].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学报，2004，（2）.
[12]参看弗里曼 毕克伟 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3]参看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参看程延园等.劳动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