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述：陈信行（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访问／整理：André（苦劳网特约记者）前言
由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主办、苦劳网协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会──〈台湾劳工研究汇聚再出发〉，于2008年6月14日在世新大学举行。会中除了一般的学术研究报告与评论、回应之外，还特地开设了〈“厂场／企业工会”的问题与超越〉、〈“法斗争”作为团结台湾工运的主要战略与前景〉两场圆桌会议，各工运团体均有代表出席与谈，气氛热烈。
这样一场研讨会，点出了“劳工研究”作为一个学门，绝非象牙塔里的思辨，也不是将田野材料搜罗回冷气房中好整以暇地分析，而是希望结合真实的运动脉络，提出严谨的分析来与运动者对话。
但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劳工研究过去究竟有些什么成绩与缺失？未来应该怎么走？或者更根本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劳工研究？如何有助于运动的开展？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因此，我们特别访问到本次研讨会的筹划人──世新社发所的陈信行，请他谈谈我国台湾地区劳工研究的现状，以及他所理解的劳工研究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问：请界定一下何谓劳工研究？
答：劳工研究的出现，是欧美学院在1960、1970年代的社运高潮的刺激下，突破学术客观中立的假面具，提出针对工人且为工人服务的研究取向。因此，同样是做与工人有关的研究，劳工研究打从一开始就与那些为资方服务的“人力资源管理”针锋相对，也与以维持劳资关系稳定为目的、号称客观中立的“工业关系”领域不同，清楚地摆出为工人服务的立场；这是它第一个特性。
第二个特性是，劳工研究多半不是像一般学术研究那样完全依照学者自身的兴趣或圈子内产生的热门问题意识来选择研究课题，而是希望能够因应运动的需要来提出研究课题，这样才能做到为工人或工人运动服务的目标。
可惜的是，这两点在我国台湾地区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许多人做的是人资管理，却装得好像是劳工研究；一些人选择课题并不从运动的需要出发，却依旧划归劳工研究。这些都亟待厘清。
问：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劳工研究的问题为何？
答：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劳工研究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1992年之后，学术界对劳工的关心，除了少数例外，基本上呈现停滞、断层状态。
当然，1992年之后仍有大量的劳工研究以硕士论文的方式出现，也有相当的成绩；但是那些已在学院里取得教职、在此之前曾经进行劳工研究的学院学者，其学术兴趣多半都脱离了工运。劳工研究好像只停留在研究生的层级，更有研究经验与资源的学者却多半不再从事劳工研究，十分可惜。
由于多数学者不再从事劳工研究，台面上“与劳工有关的研究”之中，最显眼的就剩下各大劳工研究所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但人资管理学派的研究根本就背离前述劳工研究的定义，是站在资方的立场来研究工人。
当前劳工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少数仍在从事劳工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取向具有重大缺陷。这在谢国雄的研究中十分明显。
谢国雄是目前学院学者中仍持续进行劳工研究的重大例外，非常难能可贵。但是他近来的研究愈发走向一种特定的人类学取向，采用民族志方法，偏重于主观意义的理解。196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已有自我反省，承认这种研究的价值在于提供一种“诠释性理解”，就像寓言故事，供人从中进行解读，而不是也不可能如实再现研究当时的社会实况。
因此，谢国雄的研究或许可以让我们理解工人运动主观方面的困难或迷障，确有其贡献；但除此之外，对于比如资方策略的政治经济背景、工人运动组织上的问题、工人抗争的策略与路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则助益甚微。
问：谢国雄的研究取向似乎受到美国学者布若威（Burawoy）很大的影响？
答：对，布若威在1979年出版的《制造甘愿》一书中，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研究了美国一个机械厂中的工人，指出工人在工厂中一系列制度的安排下已失去了对体制的反叛，而产生出“志愿性顺服”的情况，顺服了体制。谢国雄及受其影响的研究者即经常援引布若威此一研究为模板，在工人身上寻找是否有“志愿性顺服”存在，以此为研究重点。
但其实布若威如今已自我批判了他当时的研究，承认他当时偏重在工人的主观面向，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客观面向，如当时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与随后的体制转型。其次，他进行研究的1970年代末，已是高工资、大工会、稳定雇用体制（即所谓“福特主义”）的末期，在他研究的那个工厂之外，早已开始出现体制崩解重组的征兆，他研究中指出的那种“志愿性顺服”及其制度，随后便一去不复返了，但他当时却没注意到这一点，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个工厂中的“志愿性顺服”这一点上。
今天回顾起来，布若威的问题意识是：工人为什么不反抗？他找到的解答就是工人陷入“志愿性顺服”的迷障中；但现实上，1970、1980年代即使在欧美也不时有一些工人的集体反抗，只不过不如前几代的工运，没什么像样的成果。因此，“造反为何没成功？”也许是个更好或至少同样重要的问题。
问：与布若威对照，劳工研究的另一源头：布雷弗曼（Braverman）的研究取向在我国台湾地区似乎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
答：确实如此。布雷弗曼的经典作品《劳动与垄断资本》（原出版于1974年）研究了资方采用号称科学管理法的泰勒制的过程，揭露了资方的策略与动机，并指明这种制度对工人造成的伤害与挑战。
若把布雷弗曼与布若威对照，布若威的研究重点是知已，了解工人自己的想法；而布雷弗曼则是知彼，是去研究资方的想法与策略，其运动性显得更为直接。
布雷弗曼的研究可说是种站在工人立场的“敌情研究”。不幸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劳工研究太多对工人自己主观意识的研究，类似布雷弗曼的“敌情研究”实在太缺乏了。这或许是由于布若威问题意识的特别突出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历年来做劳工研究的研究者许多（至少在研究写作时）还不认同自己是工运的一份子，或是不被工运团体或工会接纳为运动的一份子。这种状况下，要依循布雷弗曼的问题意识，的确是有困难。
问：你认为当前我国台湾地区有哪些研究课题值得开展？
答：例如“生活工资”便很值得研究。现行官方的基本工资17280元的计算其实并没有什么客观的依据，而所谓生活工资是指一个一般工人要能够按照我们社会普通标准的生活水平过活，需要多少薪资；这需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才能得出。生活工资的计算可以直接用于提高工资与福利的经济斗争。
另外像工运史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路线、纲领的分析与批判，也很有需要。对路线、纲领的分析，前提就是把工人当作有自觉、有意识的主体。不像现在的许多研究常把工人运动的诉求与纲领当成是其他因素（如主观意义、文化等等）的无意识反映；这样看工人运动，当然会觉得工人运动的发展扑朔迷离、没什么希望、也没什么我们可以做的。除了工运史，处在运动之外的工人生活的历史也值得研究。
另一个可以开展的方向是国际比较研究，尤其是不要只比较有大量英文文献可以参照的美国，或是运动较强大的韩国与菲律宾。因为美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脉络、位置差异太大，可比性不大，而韩国、菲律宾的运动又比我国台湾地区强大太多，“LJ比鸡腿”，比较研究得到的知识帮助恐怕有限。我们或许应该找与我国台湾地区脉络相近、运动发展程度类似的案例来做比较，比如工运力量比较迟滞、分散的泰国，或工会仍旧由执政党牢牢控制的新加坡等等。
来源：苦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