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工人生活状况

一般说来，现代社会中的国民生活水平总是由收入决定的，其表现形式为消费。不过，在实际测量国民生活水平与消费函数时，则需要考虑到许多量变因素，诸如个人偏好、储蓄动机，收入状况与水平、生活与消费习惯、阶层、利率、政治环境等等。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生活水平中总是体现着三条原则：第一，实际的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第二，边际消费倾向虽是正数，但小于1；第三，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下降。[1]这三条原则是基于收入能够保证生存以求享受与发展的现代社会正常生活水平而言的。但对于1920-1930年代的上海人悬殊的收入、消费与生活水平则不大适用，尤其是对入不敷出的下层社会生活而言，甚至出现了相反的情况。

从1920年代末到1935年，上海市社会局对上海一般工人的生活程度与家计情况进行了持续数年的跟踪定点调查，在顾及区域、职业、年龄、人口、收入、消费、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各项内容的情况下，随机选择了3口至7口的工人家庭进行全面系统的抽样调查。数年间，真正坚持下来的记帐家庭凡305家，遂派员逐日前往记帐，然后加以整理计算、分类归纳与总体分析各类数据，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第一手的材料。如此全面系统、详尽具体的工人生活程度调查，即使在当时的全国各地也是罕见的。

一、调查对象的概况

305户被调查对象的行（职）业分布为：纺织业60.26％，化工业6.35％，机器建筑业9.54％，食品业7.79％，水电印刷业4.45％，运输小贩11.61％。区域分布为：沪东占21％，沪西占42.3％，沪南占18％，沪北占5.9％，浦东占12.8％。可以看到，调查对象的行（职）业选择与地区分布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通过对这305个不同收入、职业、籍贯、消费与生活习惯的工人家庭逐年逐项跟踪调查所得的大量统计数据，我们可以透过一般认识的薄薄面纱而较为具体、受动形象地瞥见上海一般产业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及具体状况。而由此分析这个连同家属几占上海总人口一半以上的上海最大的职业群体——工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规律，[2]对于我们认识上海的工人乃至上海下层社会的生活具有着典型解剖的意义。

这305户调查对象所展示的基本概括是：总共1410人，男性占50.14％，女性占49.86，从性比例看基本相等。平均每户4.62人，连寄膳的共有5.09人，其中，家庭人口以3-6口的为最多，这样的夫妻子女核心小家庭占总数的85.9％，户均等成年人口为3.28人。户主平均年龄为35.07岁，妻子为31.63岁，青壮年人口已占到全部人口的56.2％。平均每户就业人口为2.06人。职业工人人数最多，为629人，其中产业工人又占了最大的比例，达88.39％，非产业工人与苦力、小贩合计也仅占11.61％。305户工人家庭的收入以工资为主，占全部收入的87.3％，此外，其他收入如房金、包饭、礼品、资助小本买卖及第二职业收入等，占12.7％。鉴于上海妇女就业率低，工资收入也较少，尤其一般工人家庭中妇女社会职业层次不高，故平均工资多低于丈夫，家中收入仍以丈夫收入为主要进项，平均丈夫收入占53.3％，妻子占12.6％。工人家庭中子女读书率不高，多早早谋职，平均儿子收入占6.9％，女儿占7％，收入结构呈多元化。每户平均收入为416.51元，支出为454.38元，收支失衡，户年均亏空37.87元。[3]具体而言，按当时生活标准，305家中仅以工资收入维持家用而入不敷出的有251家，占82.3％。如按总收入来计算，那么收入有盈余的仅101家，约占1/3，其余2/3仍入不敷出，户年均亏短86.7元，为此不得不举借典当以补亏空。305户中有借款的家庭占总数的88.2％，有典当的占78％，合会的占69.5％，有赊欠的占48.5％。年户均借款66.98％，占全年入款总数的11.9％；收会款51.47元，占9.1%,当物18.35元，占3.2％；赊欠10.10元，占1.8％；收还1.12元，占0.2％。这几项收入合计为148.02元，占收入款总数的26.2％，也就是说平均每家1/4强的入款是重利借来的“假性收入”，只有四分之三才是真正的收入。[4]

由此可见：1、1930年代一般产业工人家庭收入结构以工资为主，辅以其他杂项收入。但工资与总收入的比例比塘沽和北平的94.9％和90.5％要小，这一则表明上海生活指数高，工人仅靠工资难以养家谋生，二则表明上海谋生渠道要比他处为多，使工资外的收入成为可能。2、这种收入结构也说明了上海工人家庭在工资低下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家庭成员的充分就业以增加总收入，上海女工、童工、老年摊贩、报童之多，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3、即便如此，仍有入不敷出之虞，因此，举债典当等“假性收入”已成为工人家庭维持生计所必需。在这里，我们看到边际消费倾向已非正数，而呈负数。之所以与现代生活水平理论成反论，原因很简单，收入水平太低，难以维持生存，而一定时空下的生活消费指数总是常数，在这样的生活水平下，享受与发展已成为奢望。

305户工人家庭生活费的支出大致分为食物、房租、衣着、燃料与杂项五大类，请见下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6页表十一。

表中所示，年均户支出454.38元中，食物费占53.2％，房租占8.3％，衣着费占7.5％，燃料费占6.4％，杂项费占24.6％。这就是说，每月支出的四分之三为生活必需品，其他费用为四分之一。从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1、食物费比重甚大，与恩格尔系数相符。该系数第一条为：“家庭越贫穷，从收入中饮食支出的比例在开支中越大。”这从上表各收入组不同的食物开支比例中可得到证明。2、房租、燃料费的比例虽随收入的递增而递减，但幅度极小，这也基本符合恩格尔法则中关于房租、燃料费的百分数不随收入的增减而变动的定律。3、衣着费与杂项费随收入增加而遽增。衣着费的绝对数第1组与第6组相差4倍以上，杂项费相差4倍上下。这与上海人重外表的“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特殊的商业习俗与人际交往的社会心态有关。杂项费也基本符合恩格尔定律。这说明，上述这305户工人家庭所代表的上海工人生活水平仍是比较低下的。

以下我们作具体分析。

1、食物支出

工人家庭中食物支出为大头，户年均241.54元，占53.2％。其中米面占食物总支出费用的53.4％，又以米为主，食粳米家庭占90％，食籼米家庭占68％，兼食者占58％。点心（大饼、油条、粢饭、包子、馒头等）费用又占其中13％。豆类蔬菜占食物支出的17.5％。鱼肉禽蛋占食物费用总数的16.5％，其中尤以鲜猪肉为多，户年均消费40.97斤。水产鱼类消费量颇大，户年均购55斤左右，这与上海滨海沿江水产丰富而民众喜食之习惯有关。调味品支出占10.5％，主要是油、盐、醋、酱油、白糖与料酒等。其他费用占2.1％，以南货干果（花生、瓜子、红枣、桂圆、糖果）与水果为主。[5]

根据营养学理论，成年职业人员日需热量3400-4150卡路里。[6]但从上海工人膳食营养结构来看，成年男子日得蛋白质82.5公分，脂肪48.8公分，碳水化合物559.8公分，合计热量仅3008卡路里，[7]可见动物蛋白与脂肪摄入量较少，生理所需热量十分之七八来自谷类食物。罗兹·墨菲计算出上海人当时每日仅从米饭中获得1750卡路里的热量，[8]“无机盐类中的铁虽尚足用，钙和磷则患不足”，维生素也有“缺乏之虞”。[9]上海人瘦弱型的绿豆芽身材固然有南方人遗传因素起作用，更与食物结构有关，摄入热量仅够当天消耗，难以积累脂肪，故上海工人及社会底层中肥胖者少见，“面黄肌瘦”、“排骨身材”之类的形容绝非空穴来风。

2、居住与房租支出

上海人多地少，寸地寸金，房价腾贵，工人限于收入水平，一般居住条件十分简陋。305户工人家庭中，住楼房者60％，平房占34％，草棚占6％。住一间房的家庭占47.6％，住两间的占42.6％，住三间及三间以上者占9.8％，户均住1.65间。以每户4.62-3.28个等成年计算，平均每间住2-2.8个等成年人。平均每家有0.15平方米的窗1.24扇。木头地板户占62.3％，水泥地占13.4％，泥地占24.3％。用自来水者占68％，井水占14％，河水占18％。有公共灶间者占58％，在室内烹饪者占42％，89.8％的家庭仍用煤油灯照明，年户均房租为37.83元，人均8.19元，占总生活费支出比例的8.3％。[10]而那些没有任何设备的棚户区的居民则基本上享受不到现代城市文明给家庭生活带来的便利，他们进了都市，却仍生活在“都市中的村庄”。

3、衣着类及其费用

这类支出较低，305户年均支出34.01元，占总支出的7.5％，“仅够中上社会的人购买皮鞋一双”。因此，购成衣者甚少，多选购廉价的棉布请裁缝缝制或自己动手做，这从布匹费占衣着费的54％可见一斑。购成衣家庭仅十之一二，多为短衫、卫生衫裤，汗衫之类。其他鞋袜帽子等为32.58％，这个比例看似较大与上海人重外表有关，多花于成年职业人口身上。而被褥等耐用消费品支出仅占2.02％。上海市社会局曾抽样调查了其中24个4人以上的家庭，专家估计全家衣类总值仅116.64元。其中衣服为73.6元，被褥为16.7元，其他9.7元。有帐子的仅17家，有枕头的仅8家。户均有棉袍1.8件，棉袄2件，棉裤1.9条，夹袄2件，夹裤1.9条，单、短衫8.1件，单裤7.8条。[11]如作平均计算，则4口之家人均仅1件棉衣、2件短衫，一条单裤。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家庭成员养成衣服互换共穿之习惯。[12]一般工人“衣着不周”也是司空见惯的。

4、燃料费

上海地处东南沿海，由于纬度及季风影响，故冬季零度以下的严寒日子不多，取暖费用比之北方工人家庭来说甚少。所谓燃料费主要用于烹饪与照明。305户工人家庭年户均燃料费为29元。多以煤炉、煤油炉为燃具，无煤气用户。燃料亦以煤油、柴爿（劈开的柴）和废木柴为大宗。照明用电灯者不多，仅38家，占11.2％，点煤油灯者274家，占89.8％。[13]还有个别家庭用蜡烛照明。

5、杂费

杂费支出是工人家庭在保证基本生活所需开支外的消费支出，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之一。作为人的发展所需费用，一般认为杂费比例的增大，意味着生活文明程度的提高与人的现代性比例的增大。1930年代上海工人家庭杂费支出年均112元，占总支出的24.6％，这一比例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并不低，美国为26.5％，新西兰为26.6％，日本25.9％，德国为21.6％，英国为14.9％，印度为18.5％。[14]可以看到，中国工人家庭杂费开支比例虽较美、新、日本为低，但相去并不甚远，却比英国、印度为高，尤其比英国高10％左右。不过这种比较仍嫌笼统，因为上海工人家庭中“假性收入”（举贷、赊款、典当）占总支出的17.6％，因此，除去杂费中的19.7元的“假性收入”，余92.3元才是真正的杂费支出，尽管如此，依然占总支出的20.3％，仍比英、印两国为高。对于收入低下的工人家庭来说，除却生存必需的费用外，这项支出是反映工人文化、社会生活与生活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

三、工人家庭消费模式及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杂费支出是消费的晴雨表，故，这里针对这305户上海工人家庭的杂费支出进行重点分析。杂费支出大致包括交通、教育、卫生、嗜好、水费、用具、饰物、修理、社交、娱乐、捐税、利息、迷信、储蓄、医药、特别费和其他等17项内容。上海305户工人家庭中杂费的具体开支及其比例如下表：

单位：元

类目	户年均消费额	百分比％	类目	户年均消费额	百分比％	类目	户年均消费额	百分比％
特别费	22.64	20.22	医药	6.05	5.40	教育	1.45	1.30
嗜好	19.10	17.05	利息	5.73	5.12	修理	1.09	0.97
社交	10.54	9.41	交通	5.37	4.79	饰物	0.83	0.74
其他（小孩杂用）	10.51	9.38	迷信	5.32	4.75	捐税	0.72	0.64
卫生	7.87	7.02	用具	4.55	4.07	储蓄	0.18	0.16
水费	7.66	6.84	娱乐	2.40	2.14	合计	112（元）	100％

资料来源：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78页。

分析上表，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工人家庭杂费开支具有一下特征：

1、现代性开支占较大比例。包括卫生、医药、娱乐、教育、交通、社交等适应现代都市生活与人的发展的费用，共为33.68元，占杂费总支出的30.10％。这些开支的固定列项，表明了市民的现代趋向，也反映了都市社会文明已深深地渗入每个工人家庭。教育费用的支出，尤其反映了工人的发展欲求与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与目标期望。文化娱乐的支出既是现代社会人的需要，又为上海多层次的丰富的文化娱乐市场提供了社会需求，造就了广大的社会文化市场。不过，不同收入组的文化娱乐层次与方向不尽一致，但即使年收入最低的200-300元的工人家庭，每年也有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相当于四口之家每人听一次地方戏，逛一次大世界，或看一次电影。尽管少的可怜，在当时已“远胜于国内的各地的劳工阶级，即较欧美日本诸国，亦不多让”。[15]而一些文化技术程度较高的行业如邮电、金融系统的工人在这方面更为突出。邮政工人自办刊物《大众》与补习夜校，组织雁群话剧团、雁鸣歌咏团等。这些对促进工人现代素质的培养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无疑有积极意义。

2、新旧杂陈。从杂费的各项支出项目及比例来看，笼统开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笼罩着工人的生活。嗜好为大项支出之一，每户平均19.10元，月均约1.5元，有吸烟支出的占92.5％，喝白酒的占92.5％，喝黄酒的占88.5％，饮茶的占96.7％。烟、酒、茶俱全的相当普遍。另一项客观的支出为迷信费用，年均5.32元，占杂费支出的4.8％。调查材料显示，低收入组比高收入组这项开支比例更大。这与文明程度与自信度有关。305户家庭中有敬神祭祀费的有296家，占97％，户均3.98元；有锡箔费的219家，占71.8％，户均2.02元。相比之下，有书报文具费支出的103家，占33.8％；有学费支出的1.45％。而迷信费5.32元为教育费用1.45元的3倍强，即使将娱乐教育费两项相加，也仅为2.40元，仍不及迷信费支出的一半。此外，娱乐费中赌博占半，达1.16元，已接近教育费。教育费支出比例与收入微薄、学费昂贵有关，不重视教育更与工人自身的文化程度低下直接相关。305户户主中，有60％所受教育不满1年，受过1-5年教育的为100人，占33％，受过6-9年教育的占7％左右，仅20人。仅有一户子弟为大学生，年出学费80元。订报家庭仅16家。这些数据表明了尽管收入低下制约了工人家的生活程度，但生活质量高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支出结构与消费享受的合理与科学程度，虽然并非每个家庭与工人都有迷信与赌博开支，但不可否认，未受过现代教育，缺乏良好的生活习惯，愚昧落后与文化素质低下等等，这一切都制约了工人群体生活的进步与现代性提高的速率。

3、从杂费开支可感受到工人生活的困窘。例如利息一项户均5.73元，占5.1％。这是正常生活费用中杂费部分的“假性收入”的代价。305户中付利息的凡166家，占54.4％，这表明一半以上家庭都靠借贷度日，这还只是是年的实付数而已，其他如应付而未付的利息和无从与本金分开的利息尚未计入，所以实际应负担的利息远在此数以上。杂费中最大的项目为特别费，包括喜庆、丧葬、寄家、生养，户均22.64元，占杂费开支的20.2％，这虽非日常生活费，却为个人与家庭所必需。而社交一项，主要是钱物送礼、应酬往来。据统计，有送礼费的家庭凡273家，占总数89.5％，有应酬费的家庭69家，占总数的22.6％，两项费用户均10.54元，占杂费的9.41％。[16]调查结果表明社交费是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支出，主要是同事、朋友、老乡、亲戚间的圈子内以社交形式的一种经济上的互相支援，互通有无，荷载其上的人情与亲情，一方面使人们在现代都市社会的彼此隔绝的人际关系中，产生了群体感与依赖感，显示了人的社会性的交际、友情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弥补或增加了原本应为正常生活费外的开支，许多人藉此度过难过，也有不少人常为“还不了的人情债”而发愁，这些都显示了生活费用的总体紧张程度。

4、上海工人生活水平的低下，主要是与其他阶层相比照及以上海的生活程度为标准来衡量的，但如作横向比较，却比内地其他地方要高得多。即使除却低于生活程度等差异因素外，生活水平仍高于他处。

单位：元、％

类     别	平均每家一年生活费支出
	食  物		房  租		衣  着
	数额	％	数额	％	数额	％
上海一般工人家庭	241.54	53.2	37.83	8.3	34.01	7.5
塘沽制盐工人家庭	122.73	55.7	15.65	7.1	20.95	9.5
中国北部及南部六省农民家庭	136.29	58.9	11.32	5.3	17.31	7.3
天津手艺工人家庭	131.51	62.0	29.89	14.1	12.88	6.1
北平乡民家庭	105.40	64.3	7.21	4.4	12.62	7.7
北平工人及人力车工人家庭	144.50	71.2	15.26	7.5	13.88	6.9
类     别	平均每家一年生活费支出
	燃  料		杂  费		总  计
	数额	％	数额	％	数额	％
上海一般工人家庭	29.00	6.4	112.00	24.6	454.28	100.00
塘沽制盐工人家庭	17.77	8.1	43.27	19.6	220.32	100.00
中国北部及南部六省农民家庭	25.32	12.3	38.08	16.2	228.32	100.00
天津手艺工人家庭	26.40	12.5	11.34	5.3	212.02	100.00
北平乡民家庭	13.05	7.9	25.72	15.7	164.00	100.00
北平工人及人力车工人家庭	22.96	11.3	6.32	3.1	202.92	100.00

资料来源：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上海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8页。

从上表中不难看到，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费总数高于他处1倍强，以至于在各项开支上都大于其他5个对照组，即使除去地区物价差异的因素，上海工人消费品仍大大多于他处。以食物费、衣着为例。305户工人家庭中平均食物开支为241.54元，月均20元，参照1930年上海市场商品零售物价，[17]这20元可购100斤米，10斤猪肉（蔬菜不计），5斤豆油、2斤猪油，5斤煤油，糖、盐、肥皂、香烟各1斤（块、条）。每户衣着添置费34元，共可购棉花10斤、10丈细布、5丈线呢后仍余3元，可作裁缝制衣费，如自家缝制，所购针线纽扣绰绰有余。这还只是仅凭物价指数与收入开支的一般上海工人消费能力与生活水平的最低量推算。[18]即使如此，较之内地其他都市生活程度也要高得多。陶孟和对国内各大城市劳工生活程度调查后认为：“上海工人的衣着比北平人好得多，每家每年的衣服费平均36.70元，高出北平2.5倍。”[19]在食物消费仲，上海工人家庭年均购肉、鱼、蛋等荤菜为39.86元，年均购鲜猪肉40.97斤，鲜牛肉8.58斤，咸猪肉5.9斤，牛奶、奶粉若干斤。[20]而抽样调查的48家北平工人家庭年均购肉鱼蛋类仅3.20元，其中购蛋的仅7家，购鱼仅1家，牛奶一家也没有。[21]两者相比竟有10倍之差！难怪有人调查后说，北平工人视上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真有欣羡莫及之感咧！”[22]可见，上海工人生活水平虽在上海属低下，但在国内同行中尚属前列。

从市民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物价来看也可得出这一结论。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与国民政府税则委员会的两个调查统计结果表明，调查范围中的43种生活必需品在这10年中涨幅达13.3％。[23]

单位：元（法币）

注：籼米为一号籼米，肥皂为固本牌，香烟为金鼠牌。

资料来源：《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345页。

表中可见，生活物品价格基本稳定，上涨有限，有的未涨反跌，可以认为这10年间上海一般有稳定职业与收入的产业工人家庭，是可以基本维持上海标准的低水平温饱生活的，“上海能吸引国内30％的产业工人，成为国内最大的工业中心，与此很有关系”。[24]

不过，仅从静态测算还难以解释出上海工人生活水平的真实情况，生活本身处于动态的不断流变之中。上海这10年并不稳定，政局动荡，经济衰退，社会不宁，这都直接影响到上海人的生活水平。具体而言，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有直接关系：

第一，生活费指数低于物价指数，工资指数又低于生活费指数。尽管工资收入与物价大致处于同步涨跌的状态，但与生活费指数始终存在着一个差距。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4-85页。附表17。

上表所示，工人生活费指数在这10年中一般比批发物价指数低5-10％。1931年物价指数上涨了12％左右，生活费指数不涨反跌3％；而1932年后物价大幅度下跌时，生活费下跌比例较小，10年中除2年超出、2年持平外，生活费指数总的来说是低于物价指数的，而工资率更落后于生活费指数上涨的比例，实际差距，5年平均为22.6％。蔡元培指出：“在今日民族工业还不能长足进展的中国，工资和工人必需的生活费当然也不能相称。”[25]因此，他力主根据生活费指数而改订上海工人的工资率，以纠正这种失衡状态。这一切始终制约着上海工人的生活水平。

第二，工资率处于下降的过程。1930年代初由于经济危机和“一二八”战事，上海市面不景气，影响到工人的就业率，市场需求远远超过劳动力供给，故工资率也随之降低。据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所编的《上海劳工统计》中的材料，抗战前上海工人的实际货币收入变动如下：

                                                                           1930＝100

1931	100.36	1934	91.72
1932	99.19	1935	84.61
1933	96.50	1936	93.50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40年出版。

上表可见，工资率的绝对下降在1930年代上半期成为一种趋势，其实不独上海如此，全国亦然。胡钧在其《旧中国的工资问题》一书中作了研究，其结论为：“旧中国的工资，除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一般尚趋稳定外，从1929年起直到解放前夕，工资一般都直线下降，而且就下降的速度来看，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少见的。”[26]上海最为典型。面对经济危机，拥有所有权的资方往往掌握了主动而将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1932年上海棉织业同业工会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愿，以减少成本增加与外商的竞争力为名，要求降低工人工资。[27]但不管政府同意与否，事实上实际工资已不断降低。1934年上海丝织业减薪的厂家已有30余家，该业工业工会公开决议照原工资的八五折计算。[28]美亚丝厂甚至打到七折，1930年红利未发，还将工人应得的1929年红利剥夺了80％。[29]各业资方取消各种升工、赏工、奖金已是常事。工资由原来的半月一发改为按月发放，有的甚至数月不发，还有的往往以实物代薪。夏衍主编《中国的一日》征稿时，一位丝绸厂女工投稿哭诉道：工资只发一半，另一半发卖不出去的本厂产品（丝绸），让工人自售以代薪，可“朋友们都穷得没饭吃，哪里买得起绸呢？没有办法，我只得抱着绸子哭！”[30]

除绝对下降外，工资率还呈现相对下降趋势，常见的是延长工时，增加工作量，降低单位实际工资率。大革命时被废止的超时工作制，1930年代又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口号中恢复，工资形式也多由计件工资改为计时工资。毛织业工时从10小时升为11.07小时。[31]怡昌丝厂工时延至12小时，日工资却由原先的0.58降至0.42元。[32]而纱厂原先的“六进六出”制与半小时休息制也被废除，工时增至14-16小时。这就是说除睡觉吃饭外，其余时间都得工作。“你们不是痛恨日本人吗？不是要反日爱国吗？日本人正要打倒华纱，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劳资合作’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抵日货、救中国的爱国行动！”“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那末我们无法维持，只有关厂！”[33]资方如是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多费点力气总比失业好”，工人迫于无奈只得就范。工人日工资绝对数不降，实际工作量却大为增加，每小时工资相对减少，“十六小时工作之后，仿佛大病初愈”。[34]福新烟公司每逢加印花税时，强迫工人两天干36小时，叫小贩拿些冷大饼油条到厂里来卖给工人吃，直到完工为止。[35]工作强度也大为增加，1930年代上海烟厂工人1小时须出货160包（10支装）、100听（50支装），比1920年代末增加3.2倍，[36]从而直接危及工人健康，甚至致死。某烟厂一身强力壮的山东大汉，进厂仅一年，体重迅速下降，旋即累死。[37]由于失业恐慌，工人多忍辱负重，罢工“十之八九为不得已之防御战”，[38]只是忍至极限的自卫行为。连工部局都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情形下，除与生计密切相关者外，无论何种办法，工人均愿意承受。”[39]即便如此，仍有大批工人失业。

第三，大批失业工人。据国家劳工局中国分局1935年发表的全国失业人口数字，统计为5893196人，其中仅上海一地即有61万余人失业。[40]邹依仁估计抗战前上海失业或无业人口至少为60-70万人左右，[41]这60-70万人的失业人口由于断绝了生活来源，欲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都成问题，如其中1/3有5口之家的话，那么有100-120万人处于最低生活线之下，上海1/4-1/3的人口为贫困人口，这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怎么活？”“明天怎么办？”成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通过对以上305户工人家庭生活水平与状况的调查与分析，我们获得了对1930年代社会下层成员生活的基本印象。毫无疑问，上海工人低下的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使之受压迫最深，对社会的不平等感受最大，求翻身、争解放的动力也最足，但其低下的文化素质与生活水平也制约了其觉悟的提升，工人队伍与工人运动的多元歧向和率先与滞后的现象出现，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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