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中的劳工问题和全球化下的劳工立法
——与加拿大劳工官员交流发言要点
2012年4月17日上午，应加拿大劳工部常务副部长艾伦娜高瑟琳（Hélène Gosselin）和加拿大驻华使馆副大使唐兰（Sarah Taylor）等邀请，交流国际贸易中的劳工问题和全球化下的劳工立法。参加交流的中国方面人士，还有北京大学叶静怡教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李文沛博士。
冯同庆发言要点：
一、注意防止过度政治化的解读
贸易首先是贸易，是互通有无，国家之间的贸易更是文明的进步，虽然与政治因素会有相关，但是不应该做过度的政治解读。
在我的记忆中，十几岁时遇上困难时期，经常吃不饱饭，在西方封锁贸易的情况下，竟吃上了加拿大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白净和适口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解饿、解馋。前些年到加拿大访问，在超市里所见“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可以说名副其实地 垄断了市场，我自己都吃 惊，就想加拿大人会是什么感受，听说欧美人对此有消费者抵制运动，我问在加拿大的老同学和朋友是否有抵制，他们普遍回答说多数人不考虑这些事情，还是喜欢物美价廉的商品而不问来路。
近年来知道一部加籍华裔作者的小说《金山》，描写十九世纪末加拿大政府到中国招募劳工修建一条贯穿加拿大南北的铁路，这既是一部华工苦难史，又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开放史。还听说加拿大近年在中国投资造纸厂，那是因为加拿大公众已经不允许这种投资放在本土，中国朋友就质疑为什么放到中国，他们解释说在环保等方面是达标的、在中国同类企业中是先进的，这样也就被中国的地方政府 和公众接受了。
在上述意义上，无论有多少政治因素缠绕其中，贸易首先是贸易，基本的功能是互通有无，是文明的进步，对其的政治解读可以理解，如果过度则并非可取。
二、注重开展民间往来
尽管贸易首先是贸易，中加之间贸易中的纠纷却难以避免，其中企业之间、商会之间、政府之间的过招不断，却鲜有工人、工会、学界之间的往来，其实后者的介入往往有助于化解纠纷。
据我所知，全国工会之间，北京、上海等地方工会与加拿大一些城市和产业工会之间，都有一些往来，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但是，这些交往往往是礼仪性的，或者是浅层次的，对于贸易中的劳工问题或劳工标准问题是刻意回避的。学界之间的交往是有的，但是比起中美、中欧之间的交往，就明显不足，也不涉及上述实质性问题。
比如，最近加拿大反倾销中国的油管产品。我不懂得这些具体的商业、技术、 价格等问题，可是大体知道加方认为中国的这些产品出口到加国伤及了那里的相关产业经营和工人就业。我猜想，他们强调中国对加国的伤害，却未必知道中国的很多油管企业的设备和技术是从欧美国家进口的，因为中国原本没有这些设备和技术，那么是不是中国首先要停止引进或进口欧美的设备和技术呢？只希望中国进口欧美的设备和技术，不理解中国相关产品销往欧美，这恐怕不是公平贸易，反过来也会伤及欧美相关的在华投资。
这种反倾销，往往是劳工组织、工会动议的，却折返到商会之间、政府之间解决， 其中涉及到劳动者、工人的误解却没有互动的渠道和机制化解 ，其实这就是一层窗户纸，如果寻找契机捅破，就有助于往来的深化，其中学界可以起到某种试水的作用。
三、通过促进工会改革借力
往来的深化，是为了有助于解决贸易中的劳工问题或劳工标准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而且解决起来相当有难度，可以考虑通过促进工会改革借力，当然两国之间的取向应该有所不同，而目的应该是相同的。
对加拿大而言，政府、商会往往受到来自工会的压力，加拿大工会在福特方式转变到后福特方式后需要实现策略调整，把握应对劳工问题的灵活性。我们与加拿大汽车工会的一些朋友十分熟悉，他们在福特 方式下形成的“大工会”活动或工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变化，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看到了变化却没有自觉的调整。
中国工会在计划体制转变到市场体制后，则需要强化自主性。比如，部长讲到与中国人社部已经两次达成协议，最近又与中国安监总局达成协议，同时希望这种国家间的合作能够推动劳动立法的建设，特别希望能够取得实效。可是，能否取得实效，不在于达成多少协议，而在于能否填补中国劳动立法之缺。中国安全卫生立法的特征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辖制，如果能够引进国际劳工公约关于工人参与的内容，就会起到促进作用。劳动法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中如何培育自下而上的社会权利与之协调，比如劳动合同法应该有相应的集体合同法匹配、工资集体协商需要强调法律的作用而更应该吸收劳资自治和劳资合意的动力等等。
这些 年以来，加拿大与中国在职业安全卫生联合工作委员会等项目上的合作，建立了由企业管理人员、主管和工人共同参加的安全生产小组管理机制，通过落实三方管理机制和内部责任制，工人的参与程度得到加强，有效降低了安全卫生事故的发生。这种强调工人权利的努力，促进了中国基层工会工作的改善，是应该大大提倡的。